荒田小品的文化价值与思想意义   原文刊于《红杉林》2021年第2期

“用一个公民的资格出来对社会说话”是瞿秋白对鲁迅杂文的评价（《〈鲁迅杂感选集〉序言》）。1930年代初，鲁迅杂感受到某种质疑的环境下，瞿秋白却赞口不绝，怀着庄严与虔敬，选编出版一本鲁迅杂感选集，并为之撰写序言，高度评价。可见其慧眼独到。尽管刘荒田生长在后鲁迅时代，1980年又移居太洋彼岸，迄今40年多年。相较于鲁迅，其文学活动和文学实践的语境无疑大相径庭，但他笔下的世相百态、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对比鲁迅杂感所呈现的世相百态，光怪陆离的人生、社会图景，并没有强烈的今昔之感、时代之异。所以，将刘荒田作为鲁迅精神传人去读他的小品，是我愿意且真实的感受。

“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1]，鲁迅如是说。

“教育程度”不达标的宠物，在小区的路中间留下“一坨”屎。这情形，如今的小区居民一定司空见惯吧？大多数人的反应，要么熟视无睹，要么是脱口而出的怨怒与责骂。此情此景，相信生活中并不少见。若要自觉担起“铲屎官”的责任，自告奋勇去“杀死”一坨狗屎，反而稀罕了。以此为由头，《“杀死”一坨狗屎》便对自己做了一次“思想清理”。首先，感激他人及时发出温馨的“呐喊”与“警示”，庆幸自己躲过一劫，意思是在提醒读者，应该多记住他人的好（《义务电梯操作工》还有更清晰的表达）；其次，追溯自己n年前为一坨狗屎与狗主人之间发生的一场争执，揭无良狗主的短——方便了自己却损害了小区公众的利益；第三、反观自我，扪心自问。“我”虽有公益心却未行公益事，责人公德不彰的同时反观自身、理性审视，发现自己也不过说说而已，按身体力行、从我做起的标准考量，是在及格线以下。至此，我眼前忽地闪出“狂人”的身影与精神气质。“狂人”最难能可贵的不在于他发现自己身边的人“吃人”这一残酷、罪恶的事实，而是醒悟、觉察到自己也是吃人者的兄弟（同类），一点不比那些“吃人的人”纯粹、高尚，况且还不能保证自己没有在不知不觉中，受从众心理支配，无意中吃过人。极其平常的鸡零狗碎的生活小事的检点、省察中，却与新文学奠基之作《狂人日记》内在的思想逻辑、精神气质对接了，也暗合《一件小事》的自我质疑精神——目睹车夫的一举一动，瞬间看出个人皮袍底下的“小”。

阿Q自1921年降生后，就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不朽艺术典型。陈白尘改编的同名电影《阿Q正传》片尾有一段旁白：“阿Q没有女人，但也没象小尼姑说的那样‘断子绝孙’，而且子孙还颇为繁盛。”

《小确幸》仿佛是刘荒田有意为《阿Q正传》做一个注脚似的——却又不尽然。馈赠与受恩，通常的世俗的理解，后者是“小确幸”。在刘荒田这里，“小确幸”的感受却来自前者——施恩者。莫非受尼采“布施与怜悯都是一种恶”的思想濡染？倘若这也算阿Q的精神遗产，那么，阿Q便不是那么令人厌烦，反倒有点“小可爱”。这篇小品后面所述——赴日观光的中国游客，放任所住旅馆房间里的自来水彻夜流不停的沾沾自喜，并美其名曰“抗日”，这又是另一种“小确幸”。将这两种“小确幸”并置、比照，是否都可以看作阿Q的制胜法宝呢，若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小确幸》便复杂化了“阿Q性”，这于鲁迅研究而言，岂不也是“小确幸”？阿Q性便与普世性乃至宗教性发生了关联。

给予困厄中的同类积极有益的扶持和帮助，不但视之为理所当然，还为此感到“确实”是“幸”，这种品质与行为，应是现代公民道德应有的题中之义，中国的老话叫做“助人为乐”。

当代中国人，说远点咱们有“为国以礼”、以德治国的古老传统，说近点我们又深受“有国才有家”的教化。故论到“现代公民道德”，需要绕开国家的人，民族的人，阶级的人这些概念和范畴，回归一个常识，即将“人”置放在生物学意义上作为一个“生命个体”来理解；其次，作为一个物种的“人”，实际又是“人类”的“人”。所以，认识人、理解人就有许多入口和通道。譬如前面所说，社会的人、民族的人、国家的人、阶级的人等等，基于这个前提，通常所谓尽社会责任，在我看来，首先是对组成社会的具体的每一个“人”，即“生命个体”或曰“生命单体”负切实的道义与责任。口头高喊尽社会责任，却对个体的“人”的苦难、个体的生命无动于衷、漠然置之，甚至随意伤害无辜、剥夺他人的生命。这样的所谓尽社会责任，便给人凌空蹈虚之感，这是我所不赞成的。1940年代丁玲《在医院中》对此就有警醒、质疑与反思，小说由一个名叫“陆萍”的医学院女大学生的视角审视“个体的人”在集体中受到尊重的程度及其分量与价值，追问改造社会的崇高理想，造福社会的宏伟目标的“虚”与“实”或者“真”与“假”的命题。倘若政治、社会改造的最终结果，没有使生命个体的“人”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得到切实而有力、有效的保护，那么，所谓的革新往往沦为“虚空”，于是，选择不“革”胜过“硬革”和“为革而革”。“个体”少一分痛苦，便等于为社会添多一分福祉。换言之，造福社会既始于又终于造福具体而微的生命个体，所有对生命个体的负责、尽责，对生命个体的尊重与呵护，无疑都将毫不例外地融入对“人类”尽责。而且，爱个体之“人”与爱“人类”之人，应该在社会伦理排序中居于首位，不爱个体之“人”，如何爱人类之“人”。

社会，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共同体，没有例外。世上不存在否定个人合理利益诉求的所谓尽社会负责。漠视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却声称为了担当大任，尽社会、国家和民族之责，之大义，我不信其有存在的合理性与正义性。

《公民读本》之类的教科书，根据刘荒田的成长经历推断，他大概没怎么读过——起码在接受学校教育阶段是这样。然而，他的小品、随笔却可以作为公民基本素养的启蒙课本推荐给读者。集子里的《空座》《捞鱼记》《义务电梯操作工》《从卖“空气”到卖“云”》《中国式吵架》《出丑记》等等都可以看作是不错的代表。刘荒田从细细碎碎、婆婆妈妈的生活见闻中，揭示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内在张力，追问现代人格、公民意识建构的重大命题，其思想价值不言而明。

刘荒田有一篇小品《比幸福》，很有趣又很觉悲凉，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众生相。五个同胞姐妹，奔波劳碌大半辈子，日子过得滋润、富足，都活到奶奶、外婆的年纪了。本来，幸福着各自的幸福，快乐着自己的日子，也没有什么不好，可偏偏又是幸福到不知所措，不知何谓“幸福”的那种，这便有了五个姐妹之间的“比幸福”。出阁成婚之初，姐妹比的是谁嫁得好，谁的老公能耐大；随后，就是比起谁的家业大，谁的财力厚；接着，又比谁家人丁旺，谁的子孙有出息，谁家儿女替爹妈争气。比的主体由祖辈、儿辈到孙辈，一代一代地往下比。最后又再比回来，看看姐妹五个谁还为儿孙做牛马，生命不息操劳不休；谁又坐享儿孙福，“真正”潇洒过日子。

读到这里，由不得你不信“女人的天空是低的。”这样的“比幸福”——当然，不限于女性，说穿了，就是比谁占有得多，比谁欲壑填塞得满。物欲横流的时代，拜金主义世风狂吹猛刮的当今社会，人的一辈子似乎只为满足原生的本能欲望，一生所有的努力、奋斗和挣扎，仿佛都只为身外的虚荣与面子。孰不知这样的“比”法，面子越是好看，里子越是不堪。无怪乎张爱玲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里面爬满了虱子。”

于是，又看到“阿Q”晃荡晃荡地、活灵活现地来到眼前。且不管这五位同胞姐妹与阿Q有多么的不同，但是，骨子里她们却是同一个精神家族的成员，最根本、最深层次的共同处，就是没有自信，缺失主体，迷失自我，完全忽略自我存在的价值，将个人主体价值建基于外在的“他者”的评判上，或者，以对物占有的多寡衡量个人价值的高低。若是将这五个姐妹的故事作“寓言化”解读，就会发现她们的“比幸福”及其精神特质，颇似当今国际政治舞台的一国形象。

话说回来。若要追问五个姐妹精神生成的土壤和根由，肯定复杂得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是物质与精神双重贫困的极权社会，扭曲人性而造成的病态人格。现代人需要自由伸展的精神空间，只有被充分尊重，活得有尊严，健全人格的生成才成为可能。否则，即便物质上迅速脱贫，家财万贯、富到流油，但精神残疾与思想贫血或将终身不治。刘荒田用有趣的家族故事，洞穿了珠光宝气、镶金带银的五姐妹，主体意识缺失，人格病态的可怜、可叹与可悯。将病态的精神痼疾用一支“金不换”的笔呈现出来。

诸如此类的鸡零狗碎，看似婆婆妈妈，却又是刘荒田的个人偏好，即个人化叙事与话家常的文学书写，是他乐意择取的视点。这就构成其小品文的一大鲜明特色——重大主题、宏大叙事不昭然在前台而是退隐到幕后。于细细碎碎、日常生活中，显示其宏大的社会关怀与道义担当。天翻地覆的社会变迁、滚滚的时代洪流，诚然有讲述、记载的价值，有大书特书的必要。然而，大时代里小人物们、草根阶层的喜怒哀乐，他们衣食住行、养儿育女的甜酸苦辣、家长里短——笼统说就是他们个体生命的样貌、形态及其精神、思想的碎片、剪影，更能激活当代读者的现实感悟与后人的历史想象，构建一个民族与国家的文化记忆，填充宏大历史叙述的缝隙。缺少生动、丰富细节的历史叙述，枯燥、乏味，概念化的“社会进化论”肯定难以深入人心。就这个维度说，刘荒田的吓跑小品文写作，又是值得期待的“大众化”的历史书写，是文学更是历史，是故事更是史事。可以这么说“故事”是刘荒田历史书写的“方法”，是他历史研究的入口。的确，他是踏踏实实地履行着一个公民的历史使命和社会担当，践行自己说过的话：“不要当光享受而不付出的自私者，要当一个尽义务的堂堂正正的公民”（《一块香蕉皮》）。

很多年前，我读他《荒年之忆》（《南方都市报》2013年7月19日B叠17版）就为他“荒诞写实主义”的文风击节拍案。其时，缘于我本人的疏懒，未能及时整理自己的思绪。现在重读，更有不可言说的“沉重之惊喜”。那个舂烂母亲手指头的莽撞男孩（我），那次险些“输掉”一个鲜活生命的“赢”，“剪毛安”的“追”，“怀孕的母亲”不可告人的“装”，件件都真实得出奇，荒诞得原汁原味，稀疏平常却又波澜起伏扣人心弦，这便是我给命名的“荒诞写实主义”。关于命名的学理化概念论证，搁置也罢，这里所追求的是能充分表达“荒田小品”的某种品质和特性，以传达思想信息为目标。

刘荒田记录的是具体而微的个人生活史、精神史最原初的形态、样貌，而这恰恰是社会史、文化史的基本构成要素。居住在异域的他，有得天独厚的便利，彼岸的环境给了他以公民的资格和身份出来为社会说话，为未来写作的话语空间，这点值得庆幸。无疑，尤为重要且令人感佩的是他巨大的担当和勇气。他为研究20世纪中国，长年累月不停地写，年过七旬，没有搁笔、偷懒的任何迹象。其所累积的大量鲜活、别致的第一手来自民间的素材，这些不入官家史书的“边角料”，恰好是他的偏好。诸如“比幸福”一类的家族风景，不仅可补正史之不足，于后人而言，是难能可贵的历史见证人的实录，是多姿多彩的历史图景。

读荒田小品，一定能感知到作者是一位极具草根性的平民思想者，其精神气韵、人格风度，跃然纸上，读者因而能获得思想品质和个人境界的升华。

要之，刘荒田的写作，既抓住当下，更着眼未来。按李辉说法“我始终相信，当真实的个人化记忆大量出现时，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才有可能更加接近于原状。”（《冯亦代自述·大象人物自述文丛总序》，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照此理解，我相信后世的历史研究者会感激刘荒田的真实与执着，感谢他的细细碎碎——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了。

作者简介：巫小黎，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广府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学术研究》《广东社会科学》等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参编教材多部。获多项教学及科研奖。

[1]鲁迅：《热风·题记》，《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