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全国终于获得解放，在举国欢腾之时，梁思成等人却立即迎来了新的工作——规划北京城的建设。1949年12月，北京城的城市规划会议就召开了。

与会的除了我方以梁思成、陈占祥为代表的建筑专家之外， 还有苏联派来的专家——以巴兰尼克夫为主的团队。在巴兰尼克夫的眼中，他认为北京从来一直都是一个政治文化中心，是靠着吸周围城市和地区的血才维持下去的。因此他认为要以天安门广场为中轴，将两侧的建筑翻改成为我国的行政中心。同时在外围，将北京建成一座工业城市，从而成为整个中国工业化的代表，激励其他所有城市迅速完成工业化。

这个想法让梁思成和陈占祥大为吃惊，因为在陈占祥看来，任何一个经过专业城市规划学习的人，都不可能会提出这样的规划方案，原因有一下几点：

1. 天安门广场周围的旧城区面积狭窄，别说还要容纳所有行政人员的家属，仅仅容纳行政人员就已经相当吃力了。

2. 根据计算，至少要有60万人左右要住进巴兰尼克夫口中的“行政中心”，但事实上北京城中央根本无法容纳如此之多的人，如果在城外修建宿舍，进城出城的费用就很大，更重要的是，会对北京的 交通造成极大压力。

3. 天安门广场周围有许多古建筑和古城墙，按巴兰尼克夫所言，那么这些古建筑与古城墙就都得推掉建设成为现代的新式建筑，这对于中国文化古迹和世界文化都是一笔极大的损失。此外，人们的拆迁补贴与安家费更是一笔巨款，当时的中国很难承担如此大的花销。

4. 中国地域宽广，而且在东北已经有了一大片具备一定工业基础的城市，北京如果只是为了一种象征而建设成为工业城市，却不考虑北京本身的历史沿革、地理位置、交通情况和人民生活，那么所谓的“工业化象征”其实根本没有必要。

但口说无凭，经过本次会议之后，梁思成与好友陈占祥一起奋战了几百个日日夜夜，终于得出了一套北京城的详细规划方案，称为“梁陈方案”。

1950年2月，梁思成与陈占祥就带着他们的“梁陈方案”再次进入北京。他们的这套方案，是在考虑了北京本身的历史人文和自然地理之后，从文化、生活、交通、经济、政治等等各个方面进行的一个全方位的计划。

可当时我国许多其他的专家都比较“迷信”苏联专家的能力，毕竟当时的苏联是“老大哥”，因此最后“梁陈方案”也未能通过。以至于梁思成颇为抱憾地说：“50年之后，历史将证明我是对的。”

此后，梁思成就只能眼看着北京的古城墙接连被拆，两眼是只能心酸落泪。而今，当年古城墙的照片也有很大一部分保留了下来，从这些照片中我们可以非常直观地感受到当年北京古城墙的宏伟与壮观。

现在常常有人说，古城墙如果不拆掉，北京城内会被堵死，还会阻碍各种物资的运输，但事实上，在梁思成的“梁陈方案”是从地下、地表和地上三个维度上对北京城的中心交通进行了规划的，并不会出现严重拥堵的情况。

但一切都已经发生了，现在的北京城依然算得上相当宏伟壮观，但此时来“缅怀”一下当年被拆除了的古城墙也并无不可。1954年，地安门被拆除，在老照片中的地安门却是有些低矮，人们从中通行都显得有些拥挤了。

1956年，永定门城楼周围的城墙被全数拆除，从老照片中的工事看来，我们就可以得知当年究竟有多大一片城墙被拆除了。

1957年，永定门城楼的箭楼也被拆除，理由是“妨碍交通”，其实从这里看来，巴兰尼克夫的规划是缺少具体方案和完整计划的，颇有一种修一步看一步的感觉。

1959年，北京城中轴线上的中华门也被拆除，中华门的规模算不上小，两侧也有更加适合通路的位置，但为了“整齐划一”中华门还是被拆除了。

从1965年开始，北京城内的地铁工程开始动工，于是北京城内的内墙也开始接连遭到拆除，到了1969年时，就已经彻底被拆除了。

而相比于巴兰尼克夫的方案，“梁陈方案”是将整个行政中心修建在北京旧城之外，最大限度地保留北京古城区城墙堡垒，使北京成为一个文化、政治、经济一体的历史文化之都。

而事实上，“梁陈方案”在如今的许多建筑学家和城市规划学家看来，都是当时一份非常先进的城市规划方案。但无论如何，所有的都已经成为了历史，我们要做的，就是做好当下，远看未来。

今天二月廿六，

中国国医节，

人生首先是望远镜，看远；

再就是放大镜，看细；

接下来是放大镜，看透；

其次是太阳镜，看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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