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朝参战，无疑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一次终极大考。但此次的对手，却也史无前例的强大，是正如日中天的美国。

撇开强大的军事实力不说，美国单看经济实力即具有碾压性的绝对优势——首先是其工业总产值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1950年，美国的钢产量达8782.7万吨，国民生产总值为2848亿美元，人均1877美元。而1949年美国的黄金储备价值245.63亿美元，占到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总量的70%。

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中国共产党到底行不行？全世界都在观望。

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主席台上讲话，左起：陈云、周恩来、刘少奇、毛泽东、朱德，会议着重讨论了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相关问题

国力、困难与胜利

此时刚成立的新中国，尚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国内尤其是广大新解放区的人心也很不稳定，建国仅仅只是万里长征刚走完第一步。就如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上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本来就不发达的铁路交通，约有一半处于瘫痪状态；1949年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均远低于历史最高水平。如钢、粮食、棉花产量分别为15.8万吨、2162亿斤、889万担，仅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前历史最高值的17.1%（92万余吨）、77.9%（2774亿斤）、52.3%（1698万担）。

新中国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喘息时间来恢复经济、稳定局势

从1950年春起，人民军队即积极动员起来参与生产建设，仅东北、华北和西北军区部队，即开垦土地213万亩，同时还承担了成渝铁路建设、陇海铁路修复等大型工程和华北、西北地区水利建设。

这是一个丰收之年，然而开荒的战士们却来不及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了——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在朝鲜半岛爆发。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以极度劣势的装备痛击“武装到牙齿”的美军，全面逆转了朝鲜战局。而最关键之役，就是二次战役——如果说一次战役，对“联合国军”而言还有点猝不及防的偶然性，损失也不甚大的话，那二次战役就完完全全是真面目的硬碰硬，“联合国军”美第8集团军和第10军这两大主力集团均遭到沉重打击，已无人会再怀疑志愿军的战斗力了。

老资格的“中国通”、在开滦煤矿攫取个人“第一桶金”、两口子私聊都讲中国官话的美国前总统胡佛，沮丧地承认：“联合国军在朝鲜被共产党中国打败了。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军队足以击退中国人。”

而斯大林则致贺电称：“你们的胜利不仅使我和我们的领导同志，而且也使全体苏联人民感到高兴。由于你们在抗击美帝的斗争中取得的这些重大胜利，请允许我向你们的领导同志，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衷心的敬意。”

一边打仗，一边恢复

朝鲜战争的爆发，打乱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计划。

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动员口号下，国家战略重心不得不重新调整。1950年11月15日，中财委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确定战争期间财政经济工作的方针是“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确定1950年国防费用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1.1%，达到28亿元;而1951年国防费用占比则进一步增至43%，绝对数较1950年几乎翻一番，达到52.64亿元。

巨额国防费用的支出，直接导致1951年的财政收入预计仅为支出的88.5%，赤字将高达11.5%。

如何应对巨额赤字？首先当然是适当增加税收。以农业税为例，本来在1950年下半年调整税收后，政府为休养民力而一度减轻了农业税，但战争带来的巨额财政赤字，又使得国家不得不调整政策。

1950年3月，新疆轮台县草湖乡，正在忙碌的7位垦荒者，来自王震将军领导下的农六师102团

1951年6月21日，中共中央指出“为了弥补赤字，为了国家能确实掌握一定的粮食和经济作物（这是根据今年买不到棉花所得出的一条经验），今年公粮仍以增加一成为有利”。1951年7月8日，政务院《关于追加农业税征收概算的指示》明确农业税照原概算增收1/10，最低税率由1950年的3%提高为5%——这一措施，使得1951年的农业税实征数额达到361.5亿斤，比1950年增加了34%。

但与历史数据相比就可以看出，1951年虽然税率提高，实征额度也大幅上升，但实征数额却仅占农业产量的14.5%，与1949年的13.5%、1950年的12.3%相去无多——较之民国中的大多数年份，这仍处于一个较低位数。而到1952年，实征数额占比就下降至12.2%。

全国性的土改和社会秩序的逐渐安定，最大限度地解放了生产力。而社会组织效率的提升，又使增产资源的边际效用进一步提升，对世界头号强国的战争胜利就是最好的证明——而这，又进一步提升了党和政府的执政威信。

“一边倒”政策

如果说，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外交上还处处留有余地的话，抗美援朝战争则彻底撕破了一切。

一次战役后，美国对中国出兵的情况尚怀有幻想，判断为“象征性”出兵。而在二次战役后，就彻底给打明白了，不但打明白了，而且心气都给打崩盘了，整个军事势态从长驱轻进一转而为全线崩溃，战争预期也从“饮马鸭绿江”“圣诞节前送孩子们回家”逐步沦落为“如果中共军队继续进行全面进攻的话，联合国军别无选择，只能被迫撤出朝鲜”。

虽然战场上一筹莫展，但1950年的美国，其综合实力仍然不可小觑。一旦清醒过来之后，美国就迅即充分发挥了作为全球头号工业、贸易和金融资本强国的非对称优势，对华采取了极为苛刻的贸易制裁和全面遏制措施。

早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初的1950年6月29日，美国就颁布了“1950年输出统制法令”，规定煤油、橡胶、铜、铅等11种货品除非有特别输出许可证，不得输往中国内地和澳门。此后美国对华贸易制裁又不断升级，8月颁布“1950年特种货物禁止输出令”，禁令中包括金属母机、非铁金属、化学药品、化学器材、运输器材、电讯器材、航海设备等16类；9月，加强了棉花输出的管制，并禁止钢铁、铁道用品等20余种物资输出香港、澳门；10月，对铜及铜制品、锌及锌制品、铅等物资的出口采取限额办法。10月28日，美国海关人员检查停泊费城的美国商船，若有驶往中国的禁止出口物资即予扣留。

朝鲜战争爆发后，针对“亲美、崇美、恐美、跪美”的思想意识，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于1950年底在全国展开了“仇视”“鄙视”和“蔑视”美帝国主义的教育（简称“三视”教育） ，图为一处宣传教育活动现场

志愿军入朝参战后，美国进一步加强对华贸易制裁，于11月将对华管制战略物资由600余种增加到2100余种。12月2日，美国又公布“有关管制战略物资输出”的加强命令，所有输往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的物资，不论是否战略物资一律纳入管制。8日，又公布了“港口管制法令”，不但禁止美籍船只开往中国，而且凡是经过美国辖区口岸转口的外国商船，若有运载的战略物资前往中国内地、香港、澳门者，亦即予扣留。

作为美国的盟友，日本、比利时、法国也先后宣布对华实施出口管制。此外，美国还于12月16日，颁布“管制外人资产法令”，冻结中国在美国辖区内的一切公私财产。

这一系列封锁禁运，对中国国内市场造成了明显的影响——从1950年底至1951年7月，上海市场的进口原料器材价格上涨1至4倍，而部分历来出口英、美的土产则失去了销路。

一变化，迫使新中国将贸易重心转向以苏联为代表的同阵营国家，并积极面向东南亚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外交和经贸上的“一边倒”乃因此逐渐形成。

不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所实施的贸易制裁与封锁，也使得中国政府有了充分的理由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如对美国等国在华企业实行征用或代管、管制和征购;对原接受美国等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等，实行完全自办。这让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列强，自清末以来长期在华经济以及文化、教育、宗教等意识形态领域的大量侵略性投入，瞬间化为乌有。

“骑墙派”

但在美国阵营内，也并不是铁板一块，“骑墙派”也是大大地有的。比如说英国，就揣着不少小心思。

首先是英国自己想赚钱——其1950年的对华进出口总额为1.4亿英镑，占同期中国外贸总额的7.1%。而英国对中国及香港的出口额为0.8亿美元，又占其当年出口额的1.5%（这一部分出口商品，又有相当数量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中国内地市场）。香港对中国内地的出口额约为2.58亿美元，占当年香港出口总额的39%。总而言之，英国在香港拥有巨大的财政和商业利益，而且香港经济是否繁荣稳定还关系到英国在远东的地位和威望——所以英国并没有认真执行对华贸易制裁措施，因为那会影响到自己的利益。

其次是英联邦的小弟们也有不少对华贸易份额——如巴基斯坦，其1950年1至6月对华出口额占其同期出口总额的12.9%；马来亚（当时还在英国治下）1至8月的对华出口额占其同期出口总额的4.2%；印度1至12月对华出口额占其同期出口总额的2.8%……所以它们也不大赞成实行对华全面经济战政策。

所以英国人以极其复杂的心情，执行着美国主导的对华遏制——一方面向朝鲜派出规模仅次于美军的军事力量（然后接连被志愿军狠揍）；另一方面，却通过香港这一对华贸易口岸，继续明里暗里维持着相当程度的对华贸易。搞得连在朝鲜战场与志愿军打仗的英国军人也抱怨——我们在和中国人厮杀，而他们却在向中国倒卖青霉素！

中美在联合国讲坛上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当志愿军和“联合国军”在朝鲜长津湖殊死搏杀的同时，在纽约成功湖联合国总部，一场唇枪舌剑也在进行。

1950年联合国大会上的苏联外长维辛斯基

事情的缘起要追溯到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称，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随后，美军入侵台湾，公然阻止解放军解放台湾，统一祖国。6月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谴责美国政府的行为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此后，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提案，严正要求联合国大会及安理会召开有关讨论美国侵略中国、侵略朝鲜的会议，必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参加。9月29日，安理会通过决议，决定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派代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参加讨论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中国政府决定派出代表团前往联合国，伍修权为大使衔特派代表，乔冠华为顾问。

美国政府则在阻挠我代表团参加安理会会议未成后，不甘于只当被告，反咬一口，于11月10日向安理会提出提案，要求安理会讨论所谓的中国军队“干涉朝鲜”问题。最终，安理会通过决议，将中国提出的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和美、英等6国提出的所谓中国“对大韩民国侵略案”合并讨论。11月24日，中国代表团抵达纽约。这是新中国代表首次出席联合国会议，也是新中国外交代表首次踏上美国的土地。也正是这一天，麦克阿瑟宣称要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让美军回家过节。11月27日，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政治委员会讨论苏联提出的“美国侵略中国案”，这是新中国代表首次出现在联合国会场。当中国代表团进入会议厅时，正在发言的苏联外长维辛斯基中断演讲，向中国代表致敬，中国代表伍修权在放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文桌签的席位就座。

1950年11月28日下午，联合国安理会开始讨论我国提出的“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中美在联合国讲坛上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开始。在发言中，伍修权列举大量历史和当时的一系列事实后明确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政府的武装力量侵占了台湾，这就构成了美国政府对中国公开直接的武装侵略行为。”此外，他着重批驳了“台湾地位未定论”，针对“美国未曾侵略中国领土”之说，伍修权质问道：“那么，美国的第七舰队和第十三航空队跑到哪里去了呢?莫非是跑到火星上去了?不是的……它们在台湾。”“任何诡辩、撒谎和捏造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铁一般的事实：美国武装力量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最后，伍修权代表中国政府向安理会提出三项建议：第一，谴责和制裁美国侵略台湾及干涉朝鲜的罪行；第二，使美国军队撤出台湾；第三，使美国和其他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1950年11月29日，安理会继续开会。这次会议开始讨论美国诬蔑我国的所谓“大韩民国侵略案”。蒋介石集团非法代表蒋廷黻发言，竭力为美国辩护，他虽然声称“代表中国”，发言时却不使用联合国规定的正式语言之一汉语，全程英语。伍修权作即席发言：他首先指出蒋廷黻只是国民党残余集团的“代表”，根本无权代表中国人民，并指出：“我怀疑这个发言的人不是中国人，因为伟大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的语言他都不会讲。”

1950年11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伍修权（前排左一）出席联合国政治安全委员会全体大会

但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操纵下，否决了中国代表的提议和苏联代表提出的控诉美国侵略中国案。同时，在苏联的反对下，“控诉对大韩民国的侵略案”也遭到安理会否决。美国又于12月7日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已经被安理会否决的、诽谤中国的“对大韩民国侵略案”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中国代表愤而离场。12月15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大会作出决定，联合国大会无限期休会，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也无限期休会，实际上剥夺了中国在联合国讲坛上与美国进行斗争的机会。鉴于此，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伍修权将军及其随员已无留在成功湖的必要，故已命令伍修权将军等于12月19日启程回国。”

中国代表团的这次联合国之行，向全世界展示了新中国的崭新风貌，与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的伟大胜利交相辉映。1950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我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声明，反映了我国人民为保卫祖国独立与世界和平而奋起反对美国侵略的坚强意志，同时也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日益高涨的要求和平的正义呼声。它与我国人民抗美援朝志愿部队在朝鲜前线的英勇作战，同是对于制止美国扩大侵略战争，与维护远东和平具有重大意义的举动。”

今天周三，

三月廿一，

一切伟大的行动和思想，

都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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