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爱读历史书籍。从青少年时代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岁月，他都手不释卷，读过许多历史书籍。中南海毛泽东故居藏书中有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这部《二十四史》是工作人员根据毛泽东对中国古籍的广泛需要于 1952年添置的。这部书字比较大，是线装本，使用起来比较轻便。毛泽东对之爱不释手，从 1952年到 1976年，24年朝夕相伴，在北京，去外地，人在哪里，书就带到哪里，读到哪里。笔者作为毛泽东专职图书管理工作人员，对此多有观察、深有感触。这部《二十四史》，成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读得最多、批注圈画最多的历史书籍。

毛泽东在阅读这部《二十四史》的过程中，在天头、地脚、分册封面上、正文的字里行间等处，先后写下了许多批注和圈画符号。因读到书上的某些文字而引起读者当时的所思、所想，进而表达出看法、想法、认识、思想主张及心理活动等，就仿佛是读者与书的作者或书上的人物等面对面交谈、交流、讨论。从毛泽东读书的情况看，他对书上作者的话，对书上人物的话及其政治主张和思想、认识、观点等，都入脑入心，用心思考，有感即发，有想即批，有话即写。对书上作者写的话，古人说的话、注释的话、评论的话等，赞成就表示赞成，不赞成就表示不赞成，有疑问就提出疑问，有反对就提出反对。总之，随读随想随思随画随写，怎么想就怎么批、怎么注、怎么画、怎么写。这部《二十四史》，毛泽东先后连续倾心读了 24年。在这部书上所作的全部批注和所画的各种符号，就是这样在读书过程中一天一天画下来、写下来的。所有的圈画和批注都是毛泽东在读书过程中头脑里所产生的想法看法、认识见解、思想主张、体会感受、史事评论、人物评说及心理活动等的真实记录，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值得认真研究。

对毛泽东的这些批注，笔者曾做过粗略的统计，一共涉及《二十四史》中的 15种史，共写下 198条计 3583个字的批注（不含在许多分册封面上写的历史人物的姓名、卷数等提示性、说明性的文字）。其中《史记》批注 3条，20个字；《汉书》批注 3条，15个字；《后汉书》批注 6条，77个字；《三国志集解》批注 25条， 1739个字；《晋书》批注 6条，60个字；《宋书》批注 2条，10个字；《隋书》批注 1条， 4个字；《南史》批注 50条，513个字；《北史》批注 5条，25个字；《旧唐书》批注 23条， 233个字；《新唐书》批注 24条，375个字；《旧五代史》批注 19条，202个字；《新五代史》批注 16条，138个字；《宋史》批注 8条，112个字；《明史》批注 7条，60个字。批注一条最少的就写了两个字，最多的一条写有 914个字，大部分批注都是一条有十几个字到三四十个字左右。批注大部分写在天头上，少量写在地脚上、正文的字里行间或相关分册的封面上。写在封面上的批注大多是提示性、说明性的。此外，也有个别批注因字数较多是另附纸写的。批注和多种圈画符号大多是用笔芯较粗且较软的上海中华牌黑铅笔写的 ,也有少数文字和符号是用红铅笔、蓝铅笔写的。

统观毛泽东所写的这些批注，内容非常丰富。总起来说，重点是关于两个方面的批注：一是关于历史人物的批注。包括历朝历代皇帝、大臣等历史人物，如楚霸王项羽、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汉元帝刘奭、梁武帝萧衍、唐太宗李世民、宋太宗赵光义、明太祖朱元璋等；二是关于历史上的战役、战争、战略、战术等的批注。例如，宋楚之战、城濮之战、“围魏救赵”之战、楚汉战争、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淝水之战，等等。其中，在《旧五代史》一书上写的 19条批注，有 14条是与战争、战略、战术有关的。

具体地说，这些批注，从文字内容上来看，可以再细分为以下八个方面：一是关于历史人物的批注；二是关于历史人物治国理政的政论、政见、政纲、奏疏、奏稿等的批注；三是关于战争、战役及其战略、战术的批注；四是对史书本身内容的注释、注解的批注；五是联系古今人物、史事、史实的评论、评议、评说的批注；六是对历史人物、史事、史实等表达鲜明的个人意见和看法的批注；七是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批注；八是关于注释性、说明性的批注。

这些批注，涉及古今 5000多年众多人物史事、战事、故事、趣事，以及国家兴旺繁荣及衰落灭亡的国事、大事、要事、往事，内容极为丰富，主要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科学、教育以及社会生产、生活、天文、地理、民族、宗教、民俗等，是毛泽东在 24年里写下的读《二十四史》时心里的想法、看法、认识和观点。

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在读这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时，共写下了 3583个字的批注。这些批注，充分说明毛泽东读史、治史是很认真的，是一丝不苟、十分严谨的。因篇幅所限，笔者在这里按照八个方面各择主要的例子介绍一二。

（一）关于历史人物的批注

毛泽东在读《史记》卷 48《陈涉世家》第 8-9页时，先后写下了“一误”“二误”两条批注。《史记》中说，“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及至陈胜起义为王，旧时伙伴找来。开始时，陈胜未食前言，接待了他，这人因而得以经常出入宫廷，也常常无顾忌地谈及陈胜为雇农时的贫困往事。有人对陈胜说：“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胜听信了这些话，就把旧时伙伴杀了。“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在这一段文字记载的天头上，毛泽东用黑铅笔批注了两个大字：“一误”，文中用粗重的红铅笔画着着重线。

《史记》中又说，陈胜任用朱房为掌管人事的官员，任用胡武为纠察过失的官员。这两人作威作福，对在外作战的将领，凡不顺从他们命令的，随意治罪；对他们不喜欢的人，不送司法部门审理，而是擅自处罚。“陈王信用之。诸将以其故不亲附。”在这一段文字记载的天头上，毛泽东又用黑铅笔批注了两个大字：“二误”。在文中也用粗重的红铅笔画了着重线。

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批注中指出的陈胜、吴广起义最终失败的一误，是功成忘本，脱离了本阶级的群众；二误是用人不善，偏听偏信，脱离了共患难的干部。两误的后果是众叛亲离，本来在军事上占有很大优势，望风披靡，锐不可当，天下归心，但其政权却仅仅维持了 6个月便夭折了。这两条教训，于古于今，都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

（二）关于历史人物治国、治军的政论、政见、政纲等的批注

毛泽东在读《新唐书》卷 124《姚崇传》第 1-6页时，写了两条批注。一条是在《姚崇传》开头写的：“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一条是在姚崇向唐玄宗陈述“十事闻”的文字旁写下：“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

姚崇历任武则天以及唐睿宗、唐玄宗三朝宰相，是一位下笔成章、满腹文采、敢说敢当的名人。唐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重振朝纲，拟任姚崇为相。姚崇根据时势的需要，勇敢地向唐玄宗提出了 10条意见，他说：“臣愿以十事闻，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辞。”这 10条意见的具体内容是：“垂拱以来，以峻法绳下；臣愿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愿不倖边功，可乎？比来壬佞冒触宪网，皆得以宠自解；臣愿法行自近，可乎？后氏临朝，喉舌之任出阉人之口；臣愿宦竖不与政，可乎？戚里贡献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镇浸亦为之；臣愿租赋外一绝之，可乎？外戚贵主更相用事，班序荒杂；臣请戚属不任台省，可乎？先朝亵狎大臣，亏君臣之严；臣愿陛下接之以礼，可乎？燕钦融、韦月将以忠被罪，自是诤臣沮折；臣愿群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讳，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观，费钜百万；臣请绝道佛营造，可乎？汉以禄、莽、阎、梁乱天下，国家为甚；臣愿推此鉴戒为万代法，可乎？”这 10条意见，条条句句针对性很强，都是姚崇针对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时期的严重政治弊病提出的。

这 10条意见简单明了，但条条极切时弊，深刻、尖锐。因此，毛泽东称赞其是“古今少见”的治国“政治纲领”，并赞美姚崇是“大政治家、唯物论者”。

（三）关于战争、战役及其战略、战术的批注

毛泽东在读《南史》卷 58《韦睿传》时，对韦睿敢于以寡敌众，十分称赞。公元 506年，北魏中山王元英领大军，攻打南梁北徐州，围困北徐州刺史昌义之于钟离。毛泽东在读这段文字旁加了旁圈，写下批语：“虽众，何所用之。”梁武帝先派曹景宗前去解围，此公到达邵阳洲后，筑垒防守，却不敢进攻。梁武帝继派韦睿增援。时人多畏惧魏军兵势，劝韦睿缓行。睿曰：“钟离今凿穴而处，负户而汲，车驰卒奔，犹恐其后，而况缓乎！”因此，旬日而至邵阳。在距曹景宗营前 20里处，他令将士连夜赶修工事，挖长壕，树鹿角，截洲为城。第二天拂晓，军营、工事都立起来了。元英大惊失色，以杖击地说：“是何神也！”毛泽东就在这段文字的天头上写下批语：“敢于数万抵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毛泽东把韦睿与英勇善战、谋略过人的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三国名将周瑜相提并论，足见对其的赞赏。战斗打响之后，韦睿有勇有谋，几个回合之后，“魏人大溃，元英脱身遁走”。魏人畏惧，称韦睿为“韦虎”。毛泽东在这些文字逐字旁圈后，又写了一条批语：“百万之众，皆尽。”

（四）关于史书本身内容的批注

毛泽东读《后汉书》卷 1《光武帝纪》时，写下了一段较长的批注：“李贤好。刘攽好。李贤贤于颜师古远甚，确认无疑。裴松之注三国，有极大的好处，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收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欤？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雄巨眼，不其然乎？”

李贤是唐高宗的第六个儿子，被立为太子，时人称为章怀太子，曾召集学者张大安等儒生，共注《后汉书》。刘攽是北宋时的史学家。他协助司马光同修《资治通鉴》，专任编修汉代史部分。裴松之是南北朝时刘宋的史学家，为《三国志》作注释。这三人编撰、注释史书的共同特点，是在尊重原著的同时充实了大量史料。颜师古是唐朝的训诂学家，曾作《汉书》注，他注释史书偏重于考订文字。对这两种不同的治史态度，毛泽东更赞颂前者，所以他在批注中赞扬李贤、刘攽好，而且认为比颜师古好得多。毛泽东特别称赞裴松之对《三国志》的注释。《三国志》系西晋陈寿撰著。裴松之为之作注时，广泛搜集东晋以来陆续发现的大量史料，把作注的重点放在史实的增补和考订上。据统计，陈寿撰著的《三国志》约 20万字，而裴松之的注却有55万字之多，这就极大弥补了原著简略的不足。

（五）关于联系实际的批注

密切联系实际，是毛泽东读书时的一大特点，也是他坚持终身的一条读书方法。读《二十四史》时也是这样，毛泽东总是能够密切联系革命斗争实际，把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比如，他在读《南史》卷 58《韦睿传》第 1-7页时，写下一条批注：“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前面提到，韦睿作战能攻善守，英勇果断，是难得的将才。毛泽东对韦睿的品德、作风大加赞赏。《韦睿传》记载：韦睿“性慈爱，抚孤兄子过于己子，历官所得禄赐，皆散之亲故，家无余财”。毛泽东在此段文字旁逐字加了旁圈，写下“仁者必有勇”的赞语。又载：公元 505年，韦睿攻打合肥时，“俘获万余，所获军实，无所私焉”。毛泽东逐字旁圈，又写了“不贪财”的批语。李延寿记叙韦睿“雅有旷业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毛泽东逐字旁圈，对韦睿统兵打仗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关心将士生活的优良作风，很为赞赏，欣然提笔写下了“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的批注。从史中联想到干部的作风，注重以史为鉴、古为今用，这是毛泽东联系实际读《二十四史》的一个独到之处。

（六）对史实、史迹等表达鲜明个人意见和看法的批注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不仅是在读史，而且对一些不确切、不妥当、不真实的甚至是错误的史实、史迹等，能鲜明地表达个人的意见和看法。比如，《旧唐书》卷 74《马周传》第 10页记载，贞观 11年，马周上疏：“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毛泽东在这句话的天头上写下批注：“不确，比于隋时，大约五分之一。”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对历史上唐太宗时期和隋朝时期的徭役情况有着相当的认识和了解。

（七）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批注

毛泽东在读《旧唐书》卷 72《李百药传》第12-13页时写下批注：“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李世民就是唐太宗。据《李百药传》记载，李百药在贞观二年任礼部侍郎时，写给唐太宗的《封建论》中概括了唐太宗临朝执政的四个方面的做法：“陛下每四夷款附，万里归仁，必退思进省。凝神动虑，恐妄劳中国，以事远方，不藉万古之英声，以存一时之茂实。心切忧劳，迹绝游幸，每旦视朝，听受无倦。智周于万物，道济于天下。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唯及政事，更无异辞。才及日昃，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毛泽东对这四条做法很是注意，在这段文字旁一一加以圈点，并写了上面的批注。这四个方面的做法，毛泽东称之为“工作方法”。

（八）关于注释性、说明性的批注

这类批注，是在读史过程中，对史书中的人物、事件、地点、时间、年龄等内容加以解释和说明的批注。比如，《后汉书》卷 101《皇甫嵩传》第 2页记载：“嵩兵少，军中皆恐，乃召军吏谓曰：‘兵有奇变，不在众寡。’”《孙子兵法》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者也。故善出奇，无穷如天地，无竭如江海。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也。”毛泽东批注：“正，原则性。奇，灵活性。”这是毛泽东对“正”和“奇”的解释。毛泽东曾深刻指出，“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无疑是党内把握并处理原则性与灵活性辩证统一关系的典范。

笔者认为，毛泽东之所以 24年孜孜不倦、下苦功夫研读《二十四史》，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原因。

（一）这是了解中国历史的客观需要

这一点可以从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没有选择出国求学的思想渊源来看。当年他的同代人中有不少人出国求学，他的同学也都恳劝他出国磨砺，但毛泽东最终还是选择留在了国内。他认为，留在国内探索有多个益处：一是“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利于在“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二是“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三是“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他还说：“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毛泽东没有走出国门去游历世界，而是走向了中国的穷山僻壤，走向了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从读“无字之书”中获得了丰富的中华民族的社会和历史知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还那样不分昼夜地读《二十四史》等中国史籍，就是为了更好地、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就是为了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知道得更多一些、更深入一些、更全面一些。

（二）这是科学对待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题中之义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对待历史文化遗产，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孜孜不倦研读《二十四史》并写下大量批注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对如何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形成了清醒的认识。1938年 10月，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报告中就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思考和阐释如何科学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问题。1960年 12月，他在会见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时的谈话中，就对待中国文化遗产的科学态度进一步作了阐释。他说，“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至于充分利用文化遗产，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

《二十四史》系统记载了从中华始祖黄帝（约公元前 26世纪）起始到清兵入关、明朝灭亡（1644年）长达 4000多年的历史。其中记载的历朝历代人物，包括帝王、贵族、官吏、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说客、谋士、游侠、商贾、医卜等等，非常多；记载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丰富、全面、多姿，有包括历朝历代政治、军事、经济、法律、典章、财税、外交等大事、要事的记载，还有包括文学、科技、天文、地理、风水及宗教、民族、民俗等中华民族文明史、文化史的具体而全面的记载。可以说，这部恢弘巨典，是中华民族先人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和宝贵精神财富，值得中华儿女世世代代学习研读。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用心阅读《二十四史》的内在动因。除了下很大功夫读《二十四史》，毛泽东还认真读了《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通鉴纪事本末》《续通鉴纪事本末》等史书及一些稗官野史。

（三）这是坚持古为今用，让历史更好为现实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必然要求

学习研究中国历史，包括学习研读《二十四史》，了解把握“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最重要的目的是从历史中汲取对今天、明天，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科学等建设和发展有益的东西，以古人之智慧，开今人之生面。这是毛泽东酷爱读史的一条主线。

从主观方面来看，有着崇高理想和伟大抱负的毛泽东对知识有着强烈的渴求，他在思想深处高度重视对历史的学习和总结。从客观方面来看，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史籍中包含着许许多多涉及对国家、社会、民族的治理及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方面的具体实践和实际事例，蕴涵着十分丰富的可资借鉴的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资政育人的宝贵财富、催人奋进的强大力量。

总之，《二十四史》是中华儿女学习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历史，学习中华文明、研究中华文明，学习中华文化、研究中华文化的必读之书。黄金非宝书为宝。《二十四史》是我国传统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学习瑰宝，研究瑰宝，应用瑰宝，弘扬瑰宝，是广大中华儿女的重大责任和光荣任务。对于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我国古代史籍，毛泽东孜孜不倦地读、反反复复地读、深入思考地读、联系实际地读，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指明了方向。

在读《二十四史》的过程中，毛泽东把历史和现实相互联系，把古人和今人相互联系，把他本人的思想和认识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相互联系，作出了高屋建瓴的评价，提出了独到深刻的见解。从毛泽东的批注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出毛泽东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理论素养、史学功底。毛泽东对《二十四史》的批注，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思想观点、读书生活实践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思想、文化财富，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今天周二，

七月廿八。

风乍起，

合当奋意向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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