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976年9月逝世后，党内外各界人士发表了不少回忆文章，追忆自己同毛泽东的交往。这些作者中，有跟随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的共产党人，有著名的党外人士。在他们的回忆中，记述了他们和毛泽东的交往过程及其产生的影响。而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留下的印象，对很多回忆者来说，终生难忘，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老一代人拥护毛泽东同志是真心诚意的”

1981年3月，陈云在同邓力群的一次谈话时指出：“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的以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现在这些人在全国各个岗位上都担负着重大的责任。这 是一件极大的事情。”“老一代人拥护毛泽东同志是真心诚意的”。（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 第284—285页）   

1926年入党的陶铸的夫人曾志，在与陶铸结婚前有过两次婚姻。她的第一任丈夫夏明震和第二任丈夫蔡协民先后为革命英勇牺牲。曾志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部队撤往井冈山途中在酃县驻扎时。第一次见面的印象，经历了“直觉”和“仰慕已久”两个层次。当时因为行军一天，十分疲劳，曾志迷迷糊糊睡着了。毛泽东向蔡协民大声打招呼惊醒了曾志，“这时我才看清楚来人的模样，只见他身材伟岸，中分式的黑色长发，面颊清癯，双眸炯炯有神，举止潇洒自信，表情亲切而深沉，直觉告诉我，这来者绝非寻常之人。”蔡协民告诉她“这位就是毛委员”的时候，曾志“顿时睡意全无，真没想到眼前的这个人，就是我仰慕已久的毛泽东”！曾志后来深情回忆道：“他们畅谈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毛泽东谈笑风生，妙语连珠，挥洒自如；待人亲切和蔼，平等热情而又有一种不同凡响的气质……这就是毛泽东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这印象极其深刻，将近七十年过去了，回首往事，常常会恍惚感到毛主席就坐在我面前的凳子上，满含笑意地在望着我。”

在第一次见过毛泽东不久，曾志就有机会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一段时间，此后又多次聆听过这位“兄长般的领袖”的教诲。毛泽东教她学会了如何去调查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这些对她而言，“可以说是终身受益匪浅”。在毛泽东的关怀下，曾志被选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解放后，在广州工作的曾志，于1956年至1957年到北京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鼓励她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还委托她到人民大学的师生中去搞社会调查。“主席就这样借我在党校学习的方便机会，让我去做调查；基本上得到了第一手材料。”

毛泽东与陶铸、曾志合影。

曾志最后一次见毛泽东是1976年9月，她满含悲痛地向他老人家的遗体作了最后的告别。曾志跟随毛泽东半个世纪，她对自己走过的路无怨无悔，对她的指路人永存敬意。

开国上将杨得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从1928年参加工农革命军，到1979年指挥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他亲历了我军几乎所有时期的战争。

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杨得志撰文写道：“和许多同代人一样，每当回忆起走过的烽火历程，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率领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想到毛泽东同志。”

杨得志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井冈山上。他参加湘南起义后，随朱德、陈毅前往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在会师举行的庆祝大会上，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论述了两军会师的重大意义，指出光明的前途，特别强调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对杨得志印象最深的是，毛泽东打着有力的手势，讲了个孙悟空的故事，说我们要学习孙悟空的本领，上天入地，变化多端，大闹天宫，推翻反动统治和整个旧社会。杨得志后来回忆道：“那时，我是入伍几个月的新兵，还不能完全理解他话中的深刻含义，但他讲的故事和比喻我却印象极深。在我们军队还弱小的年代，在游击战争的年月里，我曾不止一次用它激励自己和所领导的部队。至今，他当时的形象仍如在眼前。”

在随后的日子里，虽然杨得志很少看到毛泽东，但他心里非常明白，毛泽东就在人民军队的队列里，指挥着人民军队的战斗，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特别是在遵义会议以后。每当他想到这些，就情不自禁地想到“用兵如神”四个字。中共七大闭幕后，他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到中央党校去学习。可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因战情紧急，他又不得不奔赴前线。接着便是三年解放战争，从华北打到西北，不论是邯郸、清风店、石家庄战役，还是解放太原、兰州和宁夏，“都是按照他的战略和战术歼敌取胜的”。“我们说，按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就能打胜仗，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着丰富的内容和充分的事实”。

毛泽东与杨得志。

1953年10月1日，杨得志率志愿军代表团回国参加新中国成立4周年国庆观礼。毛泽东在观礼台上向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领导人介绍：“此人大名叫杨得志，当年强渡大渡河的红1团团长，如今志愿军的副司令，德怀的助手。湖南人氏，我的乡里呀！”

伍修权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他于1923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先后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步兵学校学习，后任翻译。1930年转为苏联共产党候补党员，1931年回国后即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任瑞金红军学校学员连队指导员兼军事教员期间，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在领导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被一些照搬苏联经验的“洋教条”们污蔑为“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讥笑“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

伍修权在进苏区以前就不断听到过毛泽东的名字。他的所见所闻使他感受到，毛泽东开创的革命根据地，成了国民党政府的心腹大患。他在见到毛泽东后，第一印象是觉得毛泽东既不像他在苏联见过的那些政治家和革命领袖，更不像人们概念中的军事家和军队统帅，而是一个对人亲切和蔼、言谈诙谐和不修边幅的中国书生，甚至像农村塾师。

当时是毛泽东应红军学校师生要求给大家讲课来的。虽然伍修权早已听到过针对毛泽东的“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的议论，但是第一次接触他并听他讲话以后，立即对他产生了信服甚至折服之情。那天毛泽东讲的是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民族经济的破坏。这本来是个比较枯燥、深奥的政治经济问题，伍修权在苏联学习时，每逢这类课程，他都把主要精力花在强记政治名词、理论定义、专用术语和数据比例上。谁知毛泽东讲课时根本没有那些东西，全部用社会上和生活中的现实事例，来分析解释政治和经济上的各个重要问题，阐述自己在这方面的深刻认识和独到见解。伍修权后来回忆道：“毛泽东在讲这些问题时，使用的全是普通农民都能听明白的语言，加上许多俗话、谚语和生动手势，使所有的人都听得津津有味，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他的思想观点。当时我才二十多岁，他已三十多岁，并且已是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很高的威望影响，所以我一下子就被他‘征服’了，并从此坚信和追随他，一生也没有动摇过。”

遵义会议 历史转折

在毛泽东受排挤的日子里，红军的反“围剿”受到严重挫折。伍修权后来回忆，严酷的事实教育我们认识到：山沟沟里不是出不了马列主义，能使革命取得胜利的，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的办法就是马列主义在苏区山沟里的实际应用。

在遵义会议上，伍修权作为李德的翻译列席了会议，亲眼目睹了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他特作《七律 · 历史转折》一诗，表达他当时兴奋激动的心情：

“铁壁合围难突破，暮色苍茫别红都。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娄山关前鏖战急，遵义城头赤帜竖。舵手一易齐桨橹，革命从此上新途。”前4句表现了红军在博古、李德指挥下遭受的巨大损失和陷入的困境，后4句描绘了遵义会议后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中国革命的崭新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伍修权长期战斗在党和国家的外交战线上，从1958年10月至1967年4月，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62年11月至1963年1月间，伍修权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先后四次应邀参加了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会议。当时，中苏两党交恶，四次会议上都出现了外国党围攻我党的场面。伍修权认真执行中央指示，切中要害进行反驳，沉着、冷静地化解了种种不利局面。他强调，各个兄弟党应该平等协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明确表示我党反对搞假团结、真分裂。毛泽东对此给予高度赞赏，并写下了“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诗句。

遵义会址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毛泽东不仅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创造了丰富的理论财富，而且也是一位身体力行的伟大实践家。和他交往过的很多党外人士，都为他的高瞻远瞩的战略远见钦佩不已，为他从善如流的博大胸怀和坦诚相见的人格魅力所倾倒。

雷洁琼是著名的社会学家、法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和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曾担任第七届、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83年，在毛泽东90周年诞辰之际，雷洁琼满怀深情写下《一次难忘的幸福会见》一文。文中说：“在纪念毛泽东同志九十周年诞辰，缅怀他一生丰功伟绩的时候，许多往事涌上我的心头，特别使我回想起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我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同志的幸福情景。”

1949年1月中旬，雷洁琼与丈夫严景耀和费孝通、张东荪一行4人，应邀来到西柏坡，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并共进晚餐。雷洁琼后来回忆道：“毛泽东同志谈笑风生，气氛十分活跃愉快，我们初次见到中共领导同志的拘谨心情逐渐消失了。晚餐后，我们围坐在毛泽东同志的办公室，亲切地交谈。我们聆听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毛泽东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如何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对民主党派的希望以及新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毛泽东的话使她看到新中国的美好前景，她情不自禁地感叹：“毛泽东同志深谋远虑，高瞻远瞩，确是人民群众崇敬、爱戴的伟大领袖。”“这次长谈，由晚饭后到深夜，使我受到一次毕生难忘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

1994年的韶山之行，参观完毛泽东同志纪念馆，雷洁琼有感而发，写下了“公者千古，私者一时”的题词。

此后，雷洁琼在各种场合多次深情回忆了她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情景。其中最引起关注的是1994年的韶山之行，此时的她已是89岁高龄。参观完毛泽东同志纪念馆，雷洁琼热泪盈眶，有感而发，亲笔写下了“公者千古，私者一时”的题词。2000年6月，她在接受采访时说：“在韶山毛主席纪念馆写‘公者千古﹐私者一时’﹐可能与我所学的专业有关。我是学社会学的﹐在西方又称人类学﹑人类社会学。多年的职业习惯﹐我自然习惯于从人类社会学的角度来学习﹑理解毛主席对中国的贡献。”“毛主席总是在关键时候为我们国家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带来了光明。这就是人们心中的太阳。”她又一次回忆起访问西柏坡时的幸福时刻，回忆起当时每一位党外人士都深受感动的情景，她强调：“我是学人类社会学的﹐更是深受教育﹐深被感动。几十年来我总忘不了毛主席那种洞察历史的思考。历史再次证明了﹐毛主席这种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的深刻思想和认识﹐给我们国家和人民像太阳一样带来了光明﹐也做出了立国大计‘公者千古﹐私者一时’的榜样。建国以来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以毛主席的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明镜﹐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费孝通也是杰出的社会学家和社会活动家。1945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曾任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98年费孝通、雷洁琼故地重游，感慨万千。88岁的费孝通说：“1949年1月，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我和雷洁琼、严景耀夫妇及民盟中央的张东荪等人，在中共的安排下，从清华园来到西柏坡。各民主党派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聚集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一个正确的历史选择。”

在此以前，费孝通没有谈到过他在西柏坡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印象。但在他的言行中，则可看到毛泽东对他的深刻影响。据史料记载，在西柏坡，“毛泽东对这位同他有着研究农民问题同好的费教授‘颇为赞许’。”1957年春天，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下马看花”，费孝通和姐姐费达生（时为江苏省人大代表）回到他在1936年做过社会调查的江苏省吴江的江村，乡亲们如兄弟姐妹一般欢迎姐弟俩，使他们“感动得眼睛发酸”。费孝通在对比中，看到了江村从人剥削人的社会变成了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这个巨大的变化一定会带来繁荣幸福的生活，受过这几年来现实教育的人，是绝不会有丝毫怀疑的。”这次调查回来后，他对毛泽东表示，要像毛主席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样，深入农村和基层搞调查研究。费孝通后来还多次谈到，毛泽东的《兴国调查》等调查报告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靠了两条：第一条是他出身于农村，并有意识地接近农民群众，亲身体验他们的生活，这就使他对农村经济状况，农民生活十分熟悉，并有直接的感受。第二条是他十分谦虚地通过利益相同的农民去检验、核实自己的想法，使农民体会到他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因而取得了农民的信任，成了农民的知心朋友。”

毛泽东与费孝通（左一）正在交谈。

晚年的时候，费孝通谈到了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印象。2000年3月底，年近九旬的费孝通重访江村。4月初，他在上海与友人长谈三天，回顾了他一生的经历与感悟。他回忆说：“到西柏坡，我去参加。第一次看到毛泽东，我佩服他。”“他讲的是好啊，中国知识分子还是他呀，他的诗，词，文章多漂亮啊。”费孝通对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评价不高，认为“要靠这些人，中国起来，不行。所以寄希望于毛泽东。”“……我们也服了毛泽东了，毛泽东有魅力呀，现代知识分子都服他的，他的诗才，词才都很好，服了，服了。”

赵超构是中国著名新闻记者、专栏作家，中国晚报界泰斗。曾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赵超构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1944年六七月间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的时候，他是以重庆《新民报》（《新民晚报》的前身）记者身份参加这个记者团的。

赵超构后来在《延安一月》中这样记录毛泽东给他的最初印象：“身材颀长，并不奇伟。一套毛呢制服，显见已是陈旧的了。领扣是照例没有扣的，一如他的照相画像那样露着衬衣。眼睛盯着介绍人，好像在极力听取对方的姓名。谈话时，依然满口的湖南口音，不知道是否因为工作紧张的缘故，显露疲乏的样子，在谈话中简直未见笑颜。然而，态度儒雅，音节清楚，词令的安排恰当而有条理。我们依次听下去，从头至尾是理论的说明，却不是煽动性的演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先生。” 当晚看戏时，赵超构忽然发现毛泽东就坐在他的右侧。此时见到的毛泽东，他感到并不是当天下午坐在主席位上肃然无笑容的人，而是一位殷勤的主人了。

散场后在回驻地的路上，他向朋友谈起了他对毛泽东的印象。他联系到在边区的所见所闻，认为，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毛泽东目前在边区以内的权威是绝对的。他发现毛泽东所提的口号，其魅力有如神符，在工农分子眼中，“毛主席”的话是绝对的，保险的。毛泽东的权威从何而来？通过他的细心调查，根据他自己的冷静观察，他总结出这样一条：“毛泽东是一个最能熟习中国历史传统的共产党行动家!”

1944年6月，毛泽东、朱德在延安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并合影留念。朱德身后穿深色上衣者为赵超构。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赵超构作为一位党外人士，32岁的新闻记者，通过自己的耳闻目睹和独立思考，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述毛泽东思想，应该是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后最深刻的印象。他说：“马列主义固是边区的基本思想，但已经不再以本来的面目出现了；因为现在边区马列主义已经照毛氏所提的口号化装过，那便是‘马列主义民族化’。换一句话说，马克思和列宁，不再似西装革履的姿态出现，却已穿起了中国的长袍马褂或农民的粗布短袄来了。小如变工队，秧歌队，合作社，大如新民主主义，我们都可发现，是马列理论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的外衣综合品。在边区，开口马克思，闭口列宁，是要被笑为落伍的表现的，‘打倒洋教条主义’是他们整风运动之一点，毛泽东给共产党员的教训，是在尊重农民社会的旧习惯之中播种共产党的理论与政策。毛先生另一点长处，是综合的功夫。不论是一场辩论，不论是一个问题的检讨，他最善于综合各种意见，而做一个大家认可的结论，或者综合过去的经验，而决定以后的方针，这种功夫，也不妨解释为熟读史书的成就。”

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赵超构再次见到了毛泽东。他看到毛泽东受到蒋管区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深感这是“人心所向”。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与赵超构有过多次见面。毛泽东关心赵超构的工作和生活，也关心《新民晚报》的发展。1957年，赵超构说，《新民晚报》的文章，要与日报不一样，我们要求是“短广软”，“短些短些再短些，广些广些再广些，软些软些再软些”。毛泽东想了一下，回答赵超构说，要“软中有硬”。“软中有硬”，这是毛泽东对办好《新民晚报》的嘱托，也为《新民晚报》指明了办报方向。

毛泽东逝世后，赵超构满怀深情写出了《殷切教诲从头习——追忆毛主席七次接见》。文中写道：“我多次承主席接见，当时情景还历历在目。主席对我们旧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作了许多亲切的教导，这是主席对知识分子最大的关心和帮助，我想着重在这方面写一些回忆的印象，来表达我对主席的崇敬和纪念的心情。”

今天是2024年2月20日，

正月初十一，

七九第7天。

人生，

只有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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