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一世，就是一个不断见天地、见众生、见自我的过程。格局大的人，容得下世间的千姿百态，经得起命运的跌宕起伏。反之，便只能屈就在自己围起来的方寸之地，难成大事。

容人

《庄子》中有言：“不能容人者无亲，无亲者尽人。”

为人处世，若是没有容人的度量，只会让人敬而远之。而真正有智慧的人，都懂得雅量待人。

《红楼梦》里有这样一个片段。刘姥姥来贾府拜访，贾母和她相谈甚欢，带她一起去栊翠庵喝茶。栊翠庵是妙玉修行的地方，妙玉尊重贾母，沏茶用了最贵重的成窑杯。谁曾想贾母喝了一半，让给了刘姥姥。刘姥姥接过一饮而尽，觉得甚是清淡，完全是茶中外行。众人走后，妙玉嫌弃刘姥姥的粗鄙，要把成窑杯扔掉。宝玉拦下她，替刘姥姥讨了去。这个杯子极其贵重，他让刘姥姥卖了，以此来缓解生活的困顿。同时他也知道妙玉有洁癖，于是叫小厮打了几桶水，把栊翠庵里里外外清洗了一遍。无论是妙玉的洁癖还是刘姥姥的粗俗，宝玉都能理解，都能担待。刘姥姥一家贫苦，活下去都是难事，又哪里顾得上礼仪教养。妙玉家道中落被迫出家，洁癖与孤傲的背后，是难以诉说的苦闷。

一个人的格局越大，越能明白，很多事情没有好坏之分，只是各有因果而已。设身处地，带入别人的处境，才能真正理解别人的难处，生出慈悲与宽容。

容言

《道德经》中讲：“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有大格局的人，像水一般能滋养万物、包容万物。容言是一种修养，更是一种格局。懂得容言的人眼界深远，愿意听取他人的意见，顾全大局，而不是争长道短，斤斤计较。

《资治通鉴》中讲：“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置身事内，每个人都是当局者迷，无法看清自己身上的问题，别人及时指出，是对自己的一种帮助。若只接受赞美，不接受批评，容易迷失自己，忘乎所以。

最明智的做法，是学会容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分得清缓急轻重的处世智慧，更是趋吉避凶的高瞻远瞩。格局大，容他人之言，才能在人生路上走得更加稳妥。

容事

《道德经》中讲：“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江海之所以能够汇聚百川，是因为有无私的包容性。人亦是如此，想要成就一番事业，定要放大格局，有容事之量。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其父司马谈逝世后，继任太史令之职，并遵从父亲遗愿，立志编撰出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史书。然而，世事难料。将领李陵出征匈奴，遭遇埋伏后，寡不敌众，战败投降。消息传回朝廷后，满朝文武都在弹劾李陵的所作所为。唯独司马迁站出来，向汉武帝进言。

不久，李陵投降匈奴之事被将领公孙敖“坐实”，汉武帝盛怒之下，灭了李陵三族，司马迁也被牵连入狱，遭受残酷的“腐刑”。受此大辱的司马迁，并没有一蹶不振，他深知责任重大，更加奋发图强，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史书的创作当中。最终历时十四年，呕心沥血完成史学著作《史记》。

人的一生难免会有坎坷，倘若任其泥潭深陷而无法自拔，只会看不清前路的方向，最终蹉跎了自己。量大方成事，树大能遮阴。成大事者，必是善于接受和包容，能在挫折中拼搏，在苦难中成长。

十月三十

2023年12月12日

西安事变纪念日

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又称双十二事变。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及其率领的东北军奉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撤出东北，致使大片国土沦陷，一直受到全国民众不断高涨的抗日情绪的压力。在与红军作战中，东北军又屡次失利，部队不满情绪日益增长。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张学良、杨虎城率部“进剿”红军。张学良多次向蒋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均遭到蒋介石拒绝和斥责。蒋介石还将其嫡系部队30个师调到以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迫令张学良、杨虎城将其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特别是在对待爱国学生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活动的问题上，蒋介石仍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立场，并加强了对张、杨的军事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感到除发动“兵谏”以外，已别无出路。

1936年12月12日晨，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第十七路军同时控制西安全城，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这一事件史称“西安事变”。事变当天，张学良、杨虎城等18位高级将领署名发表《对时局通电》，说明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被迫发动事变是为了督促蒋介石进行抗战。

通电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引起强烈而复杂的反响。南京政府中，何应钦等人极力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一派，为保全蒋介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国际上，各主要国家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也极为复杂。日本政府极力挑动扩大中国内战，以便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英国和美国力求维持蒋介石的统治，认为可以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合作，以便对付日本;共产国际提出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但电码错乱不能译出。

事变当晚，张学良电告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多次召开会议，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并派周恩来到西安商量大计。南京方面在了解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后，于12月22日正式派出谈判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与西安方面谈判。12月23日，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谈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最终蒋介石同意宋子文、宋美龄谈判中议定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条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停止，国内和平初步实现。中国共产党在这次事变中力主和平解决，充分体现了对团结抗日的诚意。西安事变在国共重新合作的客观形势渐次成熟的时候，起了促进这个合作的作用。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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